2015年是西安交通大学技术经济法律研究中心（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复合法学之路》一书，收到了大量海内外学友的踊跃来稿。我们现在“交大知识产权”选发部分纪念文章，带领大家回顾中心成立30年以来的复合法学之路。
今天选发的是施明德教授为该书撰写的文章《回忆往事、思念旧友》。
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但对于某些往事却历历在目，终身难忘。我是1958年进的西安交大，老伴陈淑英随后进了交大附中/前四十四中，后八十三中，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当时好多西迁教工对西安的气候、生活不习惯，没有大米吃，就改吃馒头，风沙干燥，常流鼻血，就多喝开水。大家都毫无怨言，想方设法克服种种困难，满腔热情，埋头苦干，一步一步地让西安交大茁壮成长起来。
|2015年 施明德教授及夫人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当时的彭康校长，身兼西安和上海两地交大的校长，东西奔波，筚路蓝缕，创业艰辛。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时在校园的西南角，在黄土地上，因陋就简，用竹竿、芦席片搭成了一个“大礼堂”。每逢星期三下午为政治学习时间，由彭校长在那里给我们作一系列的哲学讲座和时事报告。礼堂内没有空调，听众有时冷得哆嗦，有时又汗流浃背，但大家都静心恭听，获益不少。
|草棚大礼堂
我刚进交大的时候，是在俄语教研室，当俄语教师。原来交大是教英语的，后来因故取消英语，改教俄语了。过了一两年，又认为英语还是可以学，应该教。所以又恢复英语教学了。教研室随即开办了一个培训班，培训当时的一些俄语老师，转教英语。由于我很早就教过英语，出版过英语教科书，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就让我负责这个班的教学，从而让许多俄语教师成为正式的英语教师。后来学校又聘请了美国专家史蒂芬来校，为英语教师开班，以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当时郝克琦、顾骏声、赵春霞等名师都在这个班上。在他几次因病休假时，曾让我代他讲课。在我的推动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圣克勞大学和交大建立了合作联系，1985年当圣克勞大学成立汉语班时，派来了首批留学生，我为这个留学生班讲授“中国文化”，让美国学生了解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除了教学以外，学校还让我做许多口译工作。改革开放后，交大开展了对外联系，首次来校访问的是一位加纳共和国的教育界友人，由当时的张鸿副校长接待，我为他作翻译。这是我来交大后，首次担任正式的口译工作。后来口译做得愈来愈多，如接待英国五十多个大学的校长代表团，陕西省长国庆招待会，来校专家的学术演讲，以及到国外各地作重要的翻译，都能驾轻就熟了。这些都算是我来交大后所作出的一些微薄贡献。
我学的专业不是外语，可是几乎一辈子都和外语打交道。学非所用，总是很遗憾的事。幸而改革开放，天旋地转，国家走向民主法治之路。在交大的以前是法律专业的四个老人，潘宇鹏、宋雅莼、章德安三位老师和我，有一天在一起聚谈，觉得在这个新形势下，我们作为当时的法律界硕果仅存的一辈，应该发挥些余热，为国家出些力，做些事。经多次的探讨，决定发起建立一个法律研究中心，培养一些法学的硕士研究生，为国家的法治建设添砖加瓦。不久这个想法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并承汪应洛院长的同意，这个“经济法律研究中心”就在管理学院的名下，正式成立了。在一个传统以理工为主的大学，设立一个法律研究中心，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这时我也就被正式从外语系调到法律中心，担任法学硕士生导师，从而终结了长达几十年的学非所用，终于回到了我应在的岗位上了。法律中心成立以后，我们制订了研究生的教学计划和各种规章制度。学员以自学为主，也为他们开设一些课程。我曾为他们开设了一门“国际公法”，学员约有二十人，用了一本中文的国际法教科书，但用英语讲课。这种做法在交大好像还没有先例，以前我在中学学习化学和物理学等课程时，都是英语教本，中文讲解。我把这种做法反了过来，因为有它的好处，获得了学员们的肯定。除了教学以外，我和章老师二人，还被指定到北京参与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并因此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不久，我们这四个人都先后退休了。我退休后，即离开西安，无法再过问法律中心的事，有爱莫能助的感觉。还担心中心会不会因为我们的退休而受到影响。但事实证明，和我的担心正好相反，中心不但后继有人，而且发扬光大，迅速崛起，一个小小的中心竟为今日的法学院殿了基。现在法学院的马治国和马民虎两位老师都是昔日法律研究中心的早期研究生。马治国老师曾担任法学院副院长，现担任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主任，在辛勤地从事学院的发展工作，应是劳苦功高。可惜章老师、潘老师都已去世，如果他们天上有知，一定都和我一样，正在为今天的成就欢欣鼓舞呢！
岁月流逝，俯仰之间，满头青丝化成了苍苍白发。幸斜照青山依然在，除耳背外，身体尚健。我把今日的健康归功于昔日的运动。当时的外语教研室有一张乒乓球台，男女教师都利用这张球台，来锻炼身体。经常打得满头大汗。教研室内宋文彬、潘能、华为等几位老师球打得特好，我和他们对阵，每打必输。但不管输赢，总是锻炼。另外，我还跟着数学教研室的刘进宝老师，每天清晨在行政楼前打太极拳。恐怕太极拳对保持身心健康、延缓衰老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我和力学系的蒋咏秋教授常有联系，他还有四五年，即将一百岁了，至今他每天还要打一两个小时的太极拳，而且随时随地可打。有一次在巴黎火车站的站台上打，招来了许多好奇的法国人围观。他把他的健康长寿也归功于几十年来从未间断的太极拳。的确，生命在于运动。
我退休以后，回西安的次数不多，但我在西安交大工作和居住了约四十年，西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很爱西安。爱西安的大雁塔、碑林、城墙，爱西安人的粗犷豪爽，也很爱西安的美食，西安饭庄的黄桂柿子饼我们全家都特别喜爱。记得有一次教研室的老西安李德运老师带领周馨逸、郑永超、董家骅三位老师和我，到鼓楼还是钟楼南面的大街买了樊家腊汁肉，再到斜对门的一家面店，吃油泼辣子面。大家一边吃入口即化的腊汁肉，一边吃滑溜溜的辣子面，味道独特，确是不错，至今还回味无穷！李老师还答应我们，改天要带我们去老孙家品尝西安的美味：羊肉泡馍。可惜这个允诺已无法实现了。李老师已去世，周老师亦已作古。永超不知何处去，谅必安好。家骅身体欠佳，幸有大嫂调理，必能早日康复。在此祝愿他们和所有的交大老同事们健康愉快长寿!
交大在西北已经建立了六十个年头，这六十年来，不仅造福西北地区，而且为全国各行各业培养和输送了无数栋梁之才。现在已设有二十多个学院，八十多个专业，教学科研突飞猛进，交大已成为中国的一流大学。我在网站上看到交大的目标是要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的顶尖大学。我多么希望西安交大不久即能成为中国的哈佛、中国的牛津，甚至超而过之!
七十一年前我中学毕业时，国文老师陆维钊先生赠给我们全班同学一首惜别诗：
“岁月嗟流水，风云念汝曹，学成期国用，时难忌名高，开卷俱鸿宝，分途各俊豪，一声珍后会，愁绝浦江涛!”。
因经常默诵，至今还没有忘记。这诗告诫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学成期国用”，就是今天所说的你学了的专业要为人民服务。“时难忌名高”，就是让我们不要追求名利，宜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开卷俱鸿宝”，就是要我们多读书，从书本中汲取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我进入交大以后，一直把这首诗当作我的座右铭，努力照这三条教诲去做。在此庆祝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将这诗转送给法学院的年轻教师和将来一代一代来校的所有的青年教师， 衷心希望他们也能依此和我共勉，面向交大的终极目标，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西安交大成为一所世界顶尖大学的日子终将到来！
